自此，长达七个月的哱拜叛乱终于被平定。
对于哱拜之乱的发生，梅国桢曾就此做过客观分析：“洪武以至嘉靖，寇无岁不犯，我无岁不备，各军虽有战守之劳，无克削之苦。嘉靖以至隆庆，和议既成，不修战守。各军虽有克削之苦，而无操练之劳。今时则异是矣，外实修和而内欲兼战。修和则不免仍克削以为媚寇之资，兼战则徒有操练而无首功之望。不加矜恤而克削之闻，使之治生不给，发身无阶。已逆知其有今日之弊矣。即总兵张维忠疏内所列，据臣所知，有载在会计录者……皆以节省为重，以矜恤为轻。暂行于无事之时，尚难以得其心，相沿于用武之日，其何以免其怨？”
从梅国桢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哱拜之变与明蒙和议后，明朝对边镇将领的基本政策是相联系的。
自明蒙和议之后，克削边军，贯以节省，是明朝的政策。由于把边镇的主要财力都用于蒙古的贡市，边镇官军的粮饷一减再减，导致边将生活困难，“治生不给”，又因备不战，将士没有立功的机会，难以升迁，这是导致兵变的根本。而巡抚党馨的苛政，成为哱拜之乱的直接导火线，为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