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述这些认识大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尹达在论述理论与资料的重要性时，关于重视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见解，确是史学工作者应当认真思考的。
尹达先生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究的论述，还反映在关于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关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关于史学批评的原则问题、关于学风建设问题、关于学术群体的协作精神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我修养问题，以及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的深入研究和中肯评价等诸多方面，都有许多精辟论断，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认真研读，从中得到宝贵的教益。
最后，我谨借用20多年前侯外庐先生说的一句话，用来表达我对尹达先生的纪念，同时作为本文的结语：“尹达同志的史学遗产，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当认真地加以总结，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是有重要价值的。”[22]
[1] 原载《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本文是2006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尹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2] 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指出：“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见《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5页）这里，既有真诚信仰者，也有追逐“时髦”者，自无疑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