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每年五十镑的抚恤金[9]以外，她丈夫的遗嘱执行人说，奥斯本去世的时候留下五百镑在代理人手里。杜宾作为乔治的监护人，建议把这笔钱存在一家印度代理商行，年息百分之八。塞德利先生认为少校在打这笔钱的鬼主意，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亲自去找代理人，表示反对运用这笔钱。他吃惊地得知，他们手里没有这么一笔钱，已故上尉的财产还不到一百镑，这五百镑一定是别的单独一笔钱，只有杜宾少校才了解详情。老塞德利更加坚信这里面有蹊跷，便去追问少校。他以女儿近亲的资格，强硬要求少校摆出已故少校的账目。杜宾结结巴巴、脸红尴尬的样子，更加使得另外这一位确信自己在跟坏蛋打交道。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义正词严，向那位军官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认为少校非法扣押了他的已故女婿的财产。
听了这话杜宾按捺不住了。要不是指责他的人年纪这么大了，又这么潦倒，他们当场就会在斯洛特咖啡馆吵起来。他们就在这个娱乐场所的一个雅座里交谈。“上楼去，先生，”少校大着舌头说，“我定要请您上楼去。我要向您证明谁受了委屈，是可怜的乔治还是我。”他拉着老先生上楼走进他的卧室，从书箱里拿出奥斯本的账目和奥斯本写的一沓借据。替奥斯本说句公道话，他时刻都愿意写借据。“他在英国的账都付清了，”杜宾接着说，“但他阵亡的时候，剩下的钱还不到一百镑。我和一两个跟他同事的军官拿出全部积蓄，凑足了五百镑这个小数目，而您竟说我们企图骗孤儿寡母的钱。”塞德利听了又悔恨又羞惭。可是事实上，威廉·杜宾向老先生撒了个大谎，因为他埋葬了朋友，把阿米丽亚送回国，所需费用，都是他出的，还一个人拿出了这五百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