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认为，中国家庭中所表现的子女对父母的孝，弟弟对兄长的顺，以及夫妇之间的敬，都是依于礼、成于乐的。这种依于礼乐的家庭生活，其精神足以涵摄天地万物。对此，他有一简洁明快的说明。他说：“天地万物之关系，亦不外父子夫妇关系之扩大。”孝慈之道，与社会、政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通。君王之爱其民，当如父母之爱子，臣子之事君，当如子之事其父。天下人之相友，皆当如兄弟。“社会政治上人与人之关系，不外家庭关系之扩大。”夫妇与子女的关系，即涵摄了天地与万物之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唐君毅所说的礼乐的家庭生活是以“天人合德”的信念为前提，以“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为追求境界的。
在唐君毅看来，中国文学艺术更是集中体现了礼乐文化的特质。他认为，依中国艺术精神观察自然，则会视自然万物皆含德性，人与自然直接感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重在顺自然而生活。因而中国人能直接于自然中认识其美善，而知物德与人德相配合。据此，“君子观乎天，则于其运转不穷，见自强不息之德焉；观乎地，而于其广大无疆，见博厚载物之德焉；见泽而思水之润泽万物之德；见火而思其光明普照之德”[128]。由于对自然如此钟情，故中土小说往往化狐狸为多情之美人，而西方人则只见狐狸之狡猾。中国书画，又以寥寥数种点线，表达出无穷之意境。中国之音乐，多以微弱之振动，表达深厚之情。中国诗文，尤以文约义丰见长。要之，中国艺术善于纳大于小，以小见大。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诗人有丰富的“心力”，善于移情于物，使“小者亦大”。由于心力富而善移情，所以中国诗人、哲人“能视盆景如长林丰草，观流泉即瀑布长江，于一丘一壑，见泰山沧海。太虚之中，烟霞之里，皆为精神之所运，乃见山川灵气之往来，天地化机之流行”[129]。总之，礼乐文化的精神浸透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